EP.43西葡停電啟示錄：台灣綠能公民該如何上場？｜專訪NIRAS王穎達＆主婦聯盟基金會唐偉傑
- 台灣再生能源推動聯盟 TRENA
- 5月12日
- 讀畢需時 19 分鐘
主持人：台灣再生能源推動聯盟 副理事長 張雅惇
共同主持人：SEMI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 計畫負責人 蔣大巍
本集來賓：
台灣尼阿斯有限公司(Niras) 資深經濟顧問 王穎達
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 專員 唐偉傑
所有頻道位置：
ApplePodcast : https://pse.is/3b5vgj
Sound On : https://pse.is/3jkcex
Spotify : https://pse.is/3bvnkh
KKBOX：https://kkbox.fm/0t013F
一、TRENA散步陪你聊 - 從歐洲公民風場經驗，看台灣如何建立在地參與的社會共識
台東東海岸陸域風力發電計畫，計畫在成功鎮至長濱鄉設置25部風力發電機，引發地方居民關注與反彈。東管處因考量景觀與供電需求，表示不建議、不支持該計畫。居民擔憂美麗海岸線景觀受損，且設置風機有風險。縣府強調支持在地特性再生能源，但需以不破壞自然環境、不影響居民權益為前提。
談歐洲的公民電廠我們將聚焦一個逐漸受到關注但在台灣仍相對陌生的議題——公民風場。
在歐洲，尤其是英國，越來越多社區與居民透過合作社或基金會，共同投資、經營再生能源設施，這樣的「公民電廠」不僅提供電力，更建立起社區對能源轉型的認同與參與。
1. 請兩位分享一個你印象最深刻的綠能鬼故事（謠言）?
Jason分享:
某一位資深前官員曾表示，越南的離岸風電成本遠低於台灣，似乎暗示台灣的綠能發展可能涉及弊案。當時此番言論引發風能協會、其他產業協會以及多家風電開發商的共同反駁，認為這樣的比較根本不符合實際情況，屬於不實謠言。難得的是，開發商們在這件事情上展現了高度團結——這在過去招標過程中，各家立場未必一致的情況下，顯得格外有趣。
偉傑分享:
從在地居民的反應中，較常聽到的是關於污水排放、輻射等疑慮。不過，其中有一個說法讓我一時之間難以回應——有位居民認為，光電會破壞風水。他形容光電就像刀片一樣，一片一片就像在切割我們的土地。
Jason補充:
在新北市，也曾聽過類似的說法。當時某棟大樓原本已規劃設置光電系統，施工前卻遭到住戶強烈抗議。地方民意代表介入協調，並與縣市政府溝通後，最終撤銷了原先核發的施工許可，導致工程雖已準備就緒，卻在最後一刻被迫停工。住戶抗議的理由是風水問題。他們認為光的反射會產生所謂的「光煞」，像是一把無形的刀，直接「殺」進家中的財庫，對財運產生不利影響。
偉傑補充：
我聽到的說詞更狠，不是刀而已，而是「刀片煞」。
TRENA回應:
「刀片煞」這個詞我倒是第一次聽到。風力發電在視覺上通常較為顯眼，根據我的經驗，在選址階段，都會事先查詢附近的廟宇，並考量其大門的方向與風機之間的角度，盡量避免陸域風機正對廟宇。同時，也會避免在廟宇前有個比它高出許多的風機。因此，處理風水問題對於風電項目的順利進行也非常重要。
2. 地方參與，為什麼是能源轉型關鍵? 從制度與經濟治理角度，為什麼地方參與不是「選項」，而是「關鍵條件」？
Jason方享:
從制度來看，能源轉型的特性是分散式的模式，它與傳統集中式能源系統不同。綠能設施往往需要較大的土地面積，且會直接與民眾接觸。因此，在居民尚未充分理解的情況下，貿然推動這類設施，往往會引發疑慮與不滿，進而導致衝突，甚至衍生出各種「綠能鬼故事」或謠言，阻礙政策推進。
尤其分散式能源的對象極為多元，離岸風電主要的溝通對象集中在漁民或上岸點周邊居民；而光電的對象則遍布各類場域，包括一般住戶、商辦、工廠、地方政府屋頂、鄉鎮公所屋頂，甚至廟宇、風水老師等，都可能是利害關係人，立場與關切點有極大的差異。
在此情況下，地方政府扮演著不可或缺的溝通橋樑。畢竟，中央政府不可能逐案深入每個案場進行說明，無論是在權能、人力資源還是成本上都不切實際。相較之下，地方政府不僅更貼近民眾，與在地社群有更緊密的互動基礎，也較有足夠的信任與權責進行溝通與協調。例如屏東光電所發的電力，卻要供應台北使用，這當然會讓當地民眾難以接受。由此可知，地方政府的參與，正是協調這種落差、建立地方認同與信任的關鍵力量。
能源轉型牽涉到三個關鍵面向：土地使用權、環境的影響以及社會接受度。這三項議題並非綠能所獨有，核能也面臨類似的挑戰。然而，值得深思的是，再生能源是對環境友善的能源選擇，為何在實際推動中，卻在這三個面向產生如此多的爭議與阻力？這正反映出政策推動過程中是否具備足夠能量規劃與前期溝通。若能透過充分資訊公開與公眾參與，釐清並排除具高度敏感或潛在衝突的區塊，再進一步選定適合設置光電或其他再生能源的地點，便能大幅降低爭議，可以讓再生能源開發與社會支持度更順利。
在利益分享方面，若地方政府能積極參與，將有助於促進共識，讓民眾更能接受共享經濟或綠能成果的方式。實際上，綠能發展確實有透過電協金或相關補償金回饋地方政府，對地方而言，這是一筆進入大水庫的收益。然而，目前缺乏明確的機制，將這些收益直接回饋到在地社區。如何公平分享這些利益，應由地方政府與相關利害關係人進行充分對話與協商。但遺憾的是，這正是現階段最為欠缺的一環。因此，地方參與是能源轉型的關鍵，不論是在制度上，還是利益分配上，地方政府都扮演非常核心的角色。
偉傑回應:
以英國的公民風場經驗為例，光是初期在社區推廣與討論階段就花費四年的時間。他們先透過充分的社區討論，凝聚出一套社區支持的方案，之後才申請臨時許可。反觀台灣，業者若計畫設置5座風機，往往一開始就會規劃25座風機的版本，並先行通過環評。當社區出現反對聲音後，才逐步在數量上進行刪減至10或7台。最終，業者經過評估後，5台是最佳方案。由於最初規劃規模較大，這會讓居民產生「5座至少比原本的25座少」的錯覺，進而降低抗拒。然而，這種「先擴大、再刪減」的方式，實難稱為有效的社區溝通。
在蘇格蘭的Lewis島，社區為了設置風力發電場，光是在公眾會議中就經歷了長達四年的討論。四年後才開始進行初步的臨時許可申請，隨後相關的基礎設施才陸續動工。在實際的規劃與討論過程中，即便已取得臨時許可，仍有部分會根據討論進行了調整變更。直到2014年，風力發電案場才正式開始施工。
可以想見，這是一段極為漫長且深入的溝通過程。而在歐洲，幾乎所有涉及公民電廠的案例，前期溝通的時間皆相當長。對當地而言，這段時間不僅被視為必要，更是確保案場順利推動的重要手段。沒有人會催促案子盡快落地，甚至連投資方也樂於等待充分協商的結果。他們相信，談得越細，後續處理的問題就越少。
偉傑補充:
如果原本預計設置8座風機，但在完成前5座後卻無法繼續興建第6、7座，退場所需的成本往往遠高於前期投入於社區溝通、變更許可時程，甚至超過政府為維護公信力所需的支出。從整體角度來看，這樣的代價與經濟的損失更為嚴重。
3. 以蘇格蘭的案例，如此長期的溝通，是獲得公部門或私部門的支持？
偉傑分享:
2023年年底，我們有幸拜訪歐洲的夥伴團體，從交流中得到一個十分深刻的體會——在他們看來，公民社會本就應該進行這樣的公共討論，這也是整體社會的基本共識，因為他們民主社會發展的比較久。例如英國、荷蘭等國家的民主制度發展已有百年以上，甚至接近兩百年，社會普遍認同「所有公共議題都可以透過公眾討論來解決」這樣的民主價值。
反觀台灣，民主化歷程大約只有六、七十年，所以我們正在慢慢改變的路上。現在，越來越多通過環評的開發案，不再強調溝通次數，而是越來越關注在地溝通的「品質」是否到位。關鍵在於：如何將技術語言轉換為在地社群能理解的語彙，讓不同層級的民眾都能參與討論，並在過程中感受到足夠的尊重、意見被充分表達與重視，這才是所有人都夠支持同一個案例的關鍵。
他們認為，溝通的期程至少應該歷時五年，甚至可能長達二十年，這樣的時間安排在他們眼中是理所當然。然而，在台灣，若一項溝通時程拉得太長，往往會被視為低效或失敗的表現。事實上，能源轉型或基礎設施開發本就是一項需時20年、25年，甚至長達30至40年的長期工程。在這樣的時間尺度下，花上五年或十年進行充分討論與社會溝通，其實只是對「時間觀點」的不同理解。
TRENA回應:
從時間尺度的角度來看，歐洲社會的思維方式與台灣有所不同。我們在台灣較難將目前的討論與未來30年的發展相連結，較少以這樣的時間跨度來思考一個專案的影響。然而對歐洲而言，即便是鄰近的教堂，隨便一座就可能有150年的歷史。也因此，他們更理所當然地認為，任何可能影響未來世代的決策，都應該經過充分且細緻的討論。這種態度，正是建立在深厚歷史文化背景堆疊出的一種情境。
Jason回應:
我有一些想法可能稍微超出了今天的討論主軸。不過，針對偉傑剛剛提出的構想，我認為非常貼近台灣目前的現況。其中有一個非常關鍵的議題值得深入思考：我們對「社會溝通」的定義與想像，是否真的一致？什麼是「社會溝通」或「社會對話」？對話應該是有來有往、雙向進行的，如果只是單方面的訊息傳達或告知，顯然不能算是真正的對話。正如偉傑所分享的案例，若期望取得共識，那麼「充分對話」是很重要的。這樣的對話往往需要較長的時間，因為必須進行資訊釐清、意見交換與未來共識的逐步建構。
然而在現實中所看到的，卻是開發商按照法規，僅在地方辦了兩場說明會，目的只是為了應付環評程序。有些案子甚至在選定場址後僅公告上網，完全未主動通知相關利害關係人。最後說明會現場僅有兩、三人參與，但這似乎並不構成問題，因為現行規定只要求辦理「場次」，並未規定「人數」。只要公告上網，沒參加的人就被視為自動放棄權利。這種僅為了履行法定程序而辦的說明會，若被視為社會溝通的一部分，其實非常薄弱。真正有效的社會溝通，應該是在尊重、參與與共識基礎上，建立彼此信任與理解的過程。
離岸風電的開發商多來自歐洲，對於「社會對話」的層次與程序通常較為複雜與細緻。他們會與當地漁會進行充分溝通對話，了解變電站上岸點的選址，傾聽當地里長或鄉民代表的意見，甚至會因應在地條件，排除不適合的上岸線段，展現出高度的在地敏感度與協調能力。
然而，這樣的情況在光電或其他再生能源開發案中，較少看到開發商進行類似程度的在地對話與協調。這究竟是政府在政策或監理上的責任，還是開發商本身對於社會溝通的理解與思維需要轉變，這是值得各界共同深入反思與探討的問題。畢竟，能源轉型是社會信任與民主參與的公共議題。
4. 德國GIS模型對於地方共識的建立可供參考，台灣GIS技術相當發達，資料庫累積量是蠻豐富的，有甚麼是台灣可以借鏡的地方?
Jason分享:
台灣的GIS資料整體來說是相當充沛的，然而當進入到某些精細尺度時，仍存在資料不足的情況。即便如此，已有的資料其實足以在前期政策規劃階段，協助辨識並處理潛在的衝突區塊。回到根本問題，目前台灣尚未針對各類再生能源的潛力場址的政策環評。不過，已有部分參考資料，例如漁電共生的「環設檢核」。以工研院的團隊為例，他們運用GIS套圖資料，將其劃分為「鼓勵耕作區」、「優先開發區」以及「禁止開發區」等類型。
接下來，再透過訪談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包括溼地與海岸保育、都市規劃、NGO組織及在地居民等——進一步將這些區塊做更清楚的劃分。根據這些區塊的特性，分別設定開發程序與審查條件。例如，環設檢核會針對特定敏感區要求更多層次的環境評估，相較於「優先開發區」的審查標準，會更加嚴格與細緻。這種結合資料分析與在地規劃的方式，是能源開發規劃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如果政府有前期完善的規劃，建立清楚的指引與規則，將能讓開發商有章可循，減少試錯與爭議。現在許多開發商其實不是不願意配合，而是因為「無規則可依循」，導致無所適從。舉例來說，當A開發商不按規則就能快速取得案場，而B開發商依照程序辦事卻反而錯失機會，這種現象不但打擊守法者，也形同是在懲罰那些真正關心台灣、願意負責任的企業。
如果這樣的不對等情況持續發生，將會形成「劣幣驅逐良幣」的結果。當劣幣越來越多，就可能出現開挖土地、傾倒廢棄物，之後再蓋上光電板的情況。光電因此成為部分不良業者的遮羞布，整體產業的信任被嚴重侵蝕。當這類事件一再發生，將嚴重阻礙台灣能源轉型的進程。過去我們普遍期待經濟部來承擔這些前期規劃的責任，但環境主管機關可以扮演積極角色，透過參考歐洲的案例，規劃前瞻的制度設計，引導能源轉型的開發與發展。
Jason回應:
以離岸風電為例，早在2016年就已進行政策環評，先由政府針對整體海域進行區塊的初步匡列。第一階段透過跨部會協調，將明確不適合開發的區域劃除，例如航道經過處、涉及飛安問題的空域等，這一步驟有效解決了最基本的排除條件。第二階段，則透過專家會議與公民參與的方式，進一步討論是否有生態或社會敏感區塊需要排除，像是白海豚的活動範圍、生態熱區等。
在這兩層的篩選後，剩下的才是相對具有可行性的潛在場址。針對這些初步可行的區塊，開發商便可依循制度進入個案環評程序，進行更具體、細緻的評估與討論。這樣的流程，讓重大爭議可以在早期階段就被處理與避免，而不用盲目的到處浪費時間與資本。
TRENA回應:
政策環評最大的幫助，就是能夠在開發初期，幫助政府釐清整體規劃的邏輯，並全面掌握相關利害關係人的樣貌與核心訴求。這樣的前期作業，對於後續各個專案進行細部規劃與開發時，將提供一個相對清晰而完整的藍圖。
有了這樣的基礎，便能較早辨識出應該與哪些社群或團體展開對話，他們關注的焦點是什麼、可能產生哪些衝突，從而預先準備、積極溝通。反之，若缺乏政策環評作為前導，每個開發商都必須從零開始摸索，反覆試探，耗費大量時間與成本，也容易在未準備充分的情況下，引發地方反彈與社會爭議。
回到「時間跨距」的問題，當年離岸風力的政策環評，其實進行的時間仍不夠充裕。主要原因是整體政府部門面臨著強大的時間壓力，必須在有限的任期內推動進程。即便難得啟動了一次大型政策環評，卻也受到政府行政周期限制，難以涵蓋所有潛在影響與社會關切。儘管如此，有一套政策環評機制作為前導，確實能為後續的專案開發省下大量時間與成本。
Jason回應:
由此我們會發現，多數討論往往缺乏一個共同的基礎。許多與再生能源相關的圖資仍不夠細緻，特別是在實際用地評估上缺乏足夠的透明與一致性。開發商在規劃案場時，往往是根據對自己最有利的條件進行初步篩選，之後再依照現行法規提出環評申請，按部就班地走完程序。但等到進入公眾視野、引發爭議時，最後被指責的卻往往是這些依法行事的人。為什麼一個遵循規定的過程，最後的結果卻背道而馳？
在國外，有些再生能源開發案場的流程非常清楚，討論初期就能建立一套具共識的開發準則。透過既有圖資的分析，明確標示出應該排除的區域──那些不應被觸碰、屬於社會最低道德底線的空間──如此一來，後續的規劃才能在一套清楚的規則下進行，減少爭議。
我所觀察的案例多為陸域風電開發，相對於離岸風電來說，條件較單純，主要關注的是景觀衝擊、居民身心健康，以及居住環境的影響。在這樣的前提下，透過公開討論先釐清「哪裡可以開發、哪裡不能動」，再進一步尋找合適場址。台灣常見的作法則是先由開發商提出大面積的開發申請，再一項一項刪減。對開發商來說，這也許是快速且便利的方式；但對居民而言，則容易產生「先斬後奏」的感受。
偉傑分享:
從去年到今年，爭議最激烈的地區就是澎湖。西嶼地區有兩家開發商在進行風電案場的規劃，於環評階段一口氣申請了多達49支風機。以西嶼島的面積來看，這幾乎是將風機縱橫交錯地佈滿全島。
我們可以理解開發商的急迫心情，希望能最大化利益。畢竟，澎湖長期風力條件穩定，經常達到九級風，且陸域風電的建置成本相對低廉，對業者來說是相當具吸引力的再生能源選項。然而問題在於，開發初期的「遊戲規則」並未說清楚。開發商往往以「先申請最多，再慢慢刪減」的方式進行環評，反正能通過一支算一支的心態，這是台灣的環評制度所出現的狀況。
台灣的環評制度與歐洲的制度有很大的差異。歐洲在進行EIA（環境影響評估）時，往往也會納入ESIA（環境與社會影響評估），也就是除了環境層面，還重視社會層面的影響。然而台灣的EIA在這方面明顯不足──即便舉辦了說明會，若說明會中蒐集到的意見沒有被認真回應與處理，那麼這樣的說明會其實等同於「沒有舉辦」。
在現行體制下，環評委員的意見往往被視為最具決定性的聲音，遠遠凌駕於在地居民的意見之上。除非地方反對的聲音大到迫使地方政府不發同意函，或是強烈到讓開發現場被圍堵、無法動工，否則在地的聲音通常很難真正被納入決策。這正是我們體制設計尚未健全的結果──我們總是說重視社會價值，但實際運作中卻不是如此，因此導致一連串再生能源的爭議發生。關於再生能源的弊案或爭議，如果將「再生能源｣四個字拿掉，其實它就是「土地利用｣的爭議。
最根本的問題是，台灣是一個土地資源極為有限的國家，然而，在面對土地開發時，社社會議題往往未獲得充分關注與處理。這不僅是開發過程中的盲點，更是內政部、環境部及地方政府無法迴避的責任──但現在，這些問題卻被擱置了。目前，各縣市政府雖已著手提出國土計畫，儘管部分規劃因中央審議而被凍結，地方政府仍然擁有「義務、權利與責任」來進行土地區分的規劃。為什麼至今還做不到？這才是我們必須面對的根本性問題。
5. 金錢如果不是唯一誘因，產生價值或許才是關鍵，各位怎麼看這個問題?
Jason分享:
談到「補償金」，我們常在新聞上看到類似的故事：高材生返鄉務農，或台積電的工程師因為關心環境，轉而經營友善農場。對於這些故事，我們往往會抱持一種態度，認為「他們的觀點好正面！」因為他們所重視的，不是工作帶來的金錢，而是環境與生活本身的價值意義。
從這些例子中，我們可以理解一件事：對許多在地居民而言，即使給再多的補償金，也無法彌補他們可能因開發案而失去的東西。補償金無法彌補的，不只是生活上的變動，還包括情感的衝擊、環境景觀的改變，以及對家園認同感的轉變。而這樣的變動，是否真的能靠補償金來彌補？答案往往是──「NO」。而「NO」的原因是：被奪走的，可能是無法用金錢衡量的價值。也正因如此，沒有一把標準的尺，可以精準衡量出每個人心中的那份失落的價值。
所以，公民參與的真正目的，從來不是要討論出一個能彌補所有人損失的方案，而是要共同尋找出這個開發案的「最大公約數」──也就是一個能讓在地居民中九成，甚至全部人都能接受、認可的方案。這樣的最大公約數，是透過深度參與所形塑出來的共識。它強調的，不是「能不能開發得成」，而是「這個過程是否讓人們真正參與、真正被聽見」。因此，整個公民參與的過程，其實遠比最後的結果還要重要。
6. 從台東長濱案看台灣的制度瓶頸，英國與德國的制度上，有哪些是我們可以借鑒的地方？對政府或各別的開發商優先且具體的建議?
Jason建議:
如果我們這場討論是在三、四年前進行，或許會更合適。現在的時機其實有點尷尬──因為連續三年，台灣光電的裝置容量在每年1至4月逐年各減少三分之一到一半，我們的建置量下降的非常快。簡單來說，好做的案場都已經做完了，現在進入到「深水區」，甚至有些業者已經在這個區撞牆、停滯。
從某個角度來看，現在是好的時間點，也可以說是壞的時間點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e of times!)；壞的地方在於：我們社會對綠能的信任，已經被消耗得所剩無幾。而此時，許多政治人物也開始將綠能議題當成操作工具。即使所有政黨的總統候選人都在政見中把再生能源的占比提高到30%、甚至40%，但在實際的政治語言與社會對話中，綠能依然不斷被污名化。現在最大的挑戰在於，台灣至今仍未建立一個真正的社會共識──那就是：我們是否真的決定要發展再生能源？
目前最迫切的課題，是如何重拾社會對再生能源的信心與信任。這不是靠一場場宣教式的說明會就能解決的，而是需要更多來自地方與公民層面的實質參與。另外，要讓整個社會重新建立對綠能的信任，除了加強溝通，更需要科學的依據與制度面的調整。例如，我們是否可以在開發前，先進行潛在場址的政策環評，以降低後續的開發衝突？又或者，是否能透過公開對話的機制，先行排除那些爭議性最高、條件最複雜的場域？有了這些前期的準備與溝通、也重拾社會的信任之後，綠能的推動就能加速進行。
「先慢再快」的策略思維是政府必須面對正視的──若只是盲目追求2026年達成再生能源占比20%，甚至2030年提高到32%或38%的目標，只會在現實中「撞牆」，遭遇更大的挫敗與反彈。我們從近三年光電建置量的持續下滑，就已經看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偉傑建議:
我的想法可能比較激進一點，地方政府應該借鏡歐洲國家，特別是德國的作法。在德國，許多地方政府對於在地的再生能源開發案，擁有實質的參與與決策權。舉例來說，若要在某地開發特定類型的再生能源案場，法規會要求一定比例的在地參與。每當召開協商會議時，在地居民所展現的公民意識與討論意見，就能成為與大型開發商抗衡與抗爭的重要基礎。
這樣的制度不僅保障了地方居民的參與權，也讓開發案的利益能夠真正回饋在地，就會減少之前提到的「在一地發電、卻在他地用電」所造成的剝奪感。在地居民若能實際參與並共享收益，對開發案的接受度自然會提高，也能有效降低地方的反彈與衝突。
TRENA回應:
或許現在正是一個可以稍微慢下腳步、重新思考的時機。我們需要審慎規劃整體國土的發展方向，並重新檢視地方層級的參與機制，不論是在溝通上，還是資金上，都有必要進一步強化。儘管我們希望達成2026年與2030年的能源轉型目標，但若無法正視一些根本性的問題，恐怕只會不斷撞牆，難以真正達成目標。
二、一週綠能新聞
1. 西班牙大停電全國癱瘓，街頭宛如末日
4月28日，西班牙和葡萄牙面臨了近十年來歐洲最嚴重的大規模停電事件，數千萬人的生活因此陷入混亂，目前，電力供應正在逐步恢復。
約莫在中午12點半，這場災難毫無預警地降臨。在馬德里網球公開賽現場，美國網球明星高芙（Coco Gauff）在賽後受訪時，麥克風突然沒了聲音，身後的廣告螢幕也瞬間關閉。同一時間，葡萄牙的電力也開始崩潰。居民紛紛湧到廣場或站在陽台，聚在收音機旁想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在巴塞隆納，人們瘋搶收音機、電池、蠟燭與手電筒；因為ATM停用，人們只能四處尋找現金來買午餐。少了紅綠燈的指引，車輛陷入長長的蛇形隊伍中；警笛聲不斷響起，警車和救護車努力穿過擁擠的街道。
專家們目前尚未確定停電的確切原因，但葡萄牙電網營運商Rede Electrica Nacional（REN）聲稱，這次事件可能是由於罕見的大氣現象導致。而電網監控專家Gridradar則表示，他們在西班牙大停電發生前監測到電網頻率急劇波動。西班牙電力營運公司Red Electrica指出，停電是由「電網波動」引起的，這意味著電網的頻率或電壓，這兩個應該維持穩定的關鍵因子被干擾了。
值得注意的是，西班牙在推廣與使用風能和太陽能發電方面，一直走在前面。專家分析，這次停電可能與再生能源使用比例過高有關。傳統的火力發電廠運轉時會產生動能，這對維持電網穩定非常重要，但風力發電機和太陽能板無法提供這種穩定性。因此，即使積極發展綠能，西班牙和葡萄牙仍需要保持一定數量的煤電、天然氣或水力發電廠運作，以確保整個電網的穩定運行。
隨著不明停電的時間延長，不少謠言開始流傳，包括網路攻擊的猜測，但兩國官方已澄清無此跡象。這場覆蓋整個伊比利亞半島的大停電提醒我們：即使在科技發達的今日，現代文明可能比想像中脆弱。
TRENA觀點:
當西班牙與葡萄牙發生大規模停電，連通訊系統也一度中斷、企業讓員工提前返家，這一刻讓全世界都體會到現代社會對電力與網路的高度依賴。試想，若同樣的情況發生在台灣，我們準備好了嗎？電子支付無法使用、沒有現金時要如何應對？我們與家人之間是否有緊急聯繫與集合的約定？這場突如其來的停電事件，無疑給了我們一次深刻的省思：在追求科技便利的同時，也應該為極端情況做出基本的備援準備，從家庭到職場，從通訊到支付，事先規劃，才能在危機時刻保持穩定、冷靜應對。
澳洲選舉聚焦再生能源與核能辯論，執政黨工黨計劃投資350億澳元，將再生能源占比從46%提升至82%，而反對黨自由黨-國家聯盟則提議推翻核禁令，建造核電站取代燃煤發電。然而，公眾對核能持謹慎態度，59%受訪者支持維持核禁令，加上煤炭地區的就業轉型挑戰，使得能源政策成為選舉焦點，兩黨的不同策略將深刻影響澳大利亞未來的能源格局。
2025年澳洲聯邦大選中，工黨大勝連任，顯示選民強烈支持再生能源與氣候行動。工黨將推動到2030年再生能源占比達82%，加碼投資氫能與電池產業，並立法實施新車排放標準與企業碳限制。反對黨主張核能政策未獲支持，黨魁甚至落選。綠黨得票創新高，可能在參議院發揮制衡力量。整體而言，澳洲能源政策將更穩定並加速轉型，有利於吸引清潔能源投資。
TRENA觀點:
澳洲新政府今年就規劃未來十年能源政策的計劃，下半年可以觀察後續的發展動態。在川普當選後，包括加拿大與澳洲在內的國家，跟美國的政策走向展現出截然不同的態度。澳洲在新一屆民意的變化下，是否會出現新的政策風向，值得密切關注。
此外，儘管在國家政策略有變動的情況下，從商業面來看，無論是RE100或其他低碳倡議，企業的支持度目前看起來並未出現巨大的異動。不過，在實際操作層面，或許會有不同的聲音浮現，甚至可能因此加強某些具體行動，這樣的變化趨勢也相當值得觀察。
Comentarios